李莹认为，性侵案尤其受侵者是儿童的，法院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，使受害儿童不能得到权利救济。“性侵儿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多，但对心理伤害很大且持续深远，有些孩子即便当前就出现心理伤害并经过评估，但要经过法庭认可的司法鉴定也很难。她希望这方面法律上能有所突破。”

可能有些领导干部还是有种思维惯性：我不贪不占不拿不要就行了，干不干活谁也管不着。可是随着这几年对主体责任抓得越来越紧，尤其是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和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施行以后，那种看着星星、打着哈哈就能轻松混日子的时代早都一去不复返了。而在十九大确定了未来宏伟的目标任务之后，落实就更加成了关键。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谈到工作落实，几乎都要反复强调“责任”二字：

《国台办：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》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