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哲告诉澎湃新闻，表弟是家中独子，母亲多年前就患尿毒症，每星期需透析多次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。事发后，表弟的父母受打击很大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教育部部署做好寒假前后高校疫情防控工作》评论最后指出，民进党全面执政后，时力做为绿营侧翼角色已弱化，又不能好好专精着墨民生等各项议题。罢昌事件后，看到民心的转向，更该好好思考自身定位。但没想到时力只会大乱斗，这样的结果不会是民众愿意看到的，最终也只是自讨没趣。